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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典型案例。

　　案例一

　　准确判定高管自我交易行为 及时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江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法国兰某公司与法国、比利时其他投资人共同设立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兰某公司）。江某担任上海兰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工作。2017年9月，上海兰某公司与澜某公司签订《装潢工程合同》，委托澜某公司对办公场所进行室内装修。后嘉某公司替代澜某公司进场施工，上海兰某公司向嘉某公司支付装修款1508323.50元。江某的配偶钟某持有嘉某公司99%股权，但江某未向上海兰某公司报告该情况。上海兰某公司认为，江某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与嘉某公司签订合同，将远高于实际费用的装修费用转移至嘉某公司及钟某名下，江某及嘉某公司存在侵占上海兰某公司财产的行为，故诉请主张赔偿。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本案中，江某系上海兰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兰某公司章程未规定准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的情况下，江某欲促成嘉某公司与上海兰某公司开展交易，理应基于自身负有的忠实义务，主动向上海兰某公司股东会披露其配偶钟某持有嘉某公司99%股权并直接控制公司的事实，以便上海兰某公司股东会决定是否同意与其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江某故意隐瞒其与嘉某公司的高度关联关系，代表上海兰某公司与嘉某公司进行交易，违反了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遂判决江某与嘉某公司、钟某将超出市场公允价值的交易所得342861.50元返还给上海兰某公司。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投资时，往往依靠企业高管对其投资设立的企业进行管理，公司法关于高管对公司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的规定是保障外国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法律依据。外商在中国投资设立的公司属于中国的市场主体之一，受中国公司法的平等保护。本案对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自我交易进行实质性解释，将自我交易的范围由高管本人扩大解释至高管人员的近亲属或近亲属直接控制的企业，彰显了公司法规范高管行为、维护公司利益的制度价值。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将自我交易的范围扩大至包括“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本案采取的实质性解释方法在公司法修订中得到充分认可和体现。

　　案例二

　　准确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 依法维护外国投资者股东权利

　　——韩国T某株式会社与天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曹某铉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韩国T某株式会社系在韩国登记设立的公司，社长为曹某铉。2002年，韩国T某株式会社在江苏省无锡市设立天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公司），持有天某公司100%股权。从2018年4月起，韩国T某株式会社通过派员上门、邮寄律师函、发送通知等方式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均被天某公司拒绝。韩国T某株式会社向法院起诉，要求天某公司提供自2006年8月1日起全部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公司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以供查阅、复制。天某公司主张，韩国T某株式会社确认曹某铉为社长的董事会决议无效，曹某铉无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起诉。

　　【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曹某铉是否有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提起本案诉讼应适用该会社登记地法律即韩国法律进行判断。根据韩国商法的规定，公司应以董事会的决议选任代表公司的董事。韩国T某株式会社章程规定，社长系根据董事会的决定从董事中选任；社长代表本公司。2018年4月17日韩国T某株式会社董事会出席人员符合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确认曹某铉为社长，决议有效。曹某铉亦是韩国T某株式会社商业登记证载明的代表人，有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提起本案诉讼。韩国T某株式会社作为天某公司股东的权利问题应适用天某公司登记地法律即中国法律。根据中国公司法规定，韩国T某株式会社行使股东知情权合法有据。该院判决天某公司提供全部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供韩国T某株式会社查阅、复制；提供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供韩国T某株式会社查阅。天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中存在多个法律关系，需要分别确定准据法。法院针对外国法人的诉讼代表权、中国公司的股东权利两个问题分别确定韩国法和中国法为准据法，对案件审理涉及的域外法即韩国法进行了准确查明和适用，确认了韩国T某株式会社社长曹某铉的代表资格；适用中国公司法关于股东权利的规定，支持了韩国T某株式会社对其投资的天某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请求。该案彰显了中国法院准确适用外国法律解决当事人争议、维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理念，增强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兴业的信心。

　　案例三

　　准确判断公司僵局 依法判决解散公司

　　——德国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基本案情】

　　北京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艾某公司）是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德国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国艾某公司）持有北京艾某公司90%股权，北京惠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惠某公司）持股10%。北京艾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北京惠某公司委派1名，德国艾某公司委派2名，董事任期为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董事长由德国艾某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其中至少有双方各自委派的一名董事参加。合营企业章程的修改，合营企业的中止、解散等重要事项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

　　2020年9月15日，北京艾某公司召开线上董事会会议，因不能达成一致，德国艾某公司单方签署《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同日，北京惠某公司单方签署《股东会决议》，解除德国艾某公司股东资格。德国艾某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及快递方式通知北京艾某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查询北京艾某公司财务，快递被拒收，邮件未回复。德国艾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依据公司法（2018年修正，下同）第一百八十二条及公司章程解散北京艾某公司。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北京艾某公司经营期间，中外方股东之间发生严重分歧为不争的事实，但股东之间存在矛盾不等同于北京艾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北京艾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北京艾某公司董事会仍能有效作出决议，并未落入无法形成有效意思表示的僵局状态，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之情形，判决驳回德国艾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德国艾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其侧重点在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股东会或董事会机制长期失灵、股东因矛盾激化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障碍、一方股东无法有效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按照北京艾某公司章程规定，只要双方出席的董事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影响公司的运营。自2020年9月15日以来，北京艾某公司长期无法召开董事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更不能通过董事会解决董事间激烈的矛盾，董事会机制严重失灵，北京艾某公司的内部机构已不能正常运转，公司经营管理陷入僵局。根据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规定，北京艾某公司可以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5年内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现北京艾某公司的僵局已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对德国艾某公司要求解散北京艾某公司的请求应予支持。两方股东如仍有意愿，可依据外商投资法重新调整设立符合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公司。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解散北京艾某公司。

　　【典型意义】

　　在遇到公司经营发生严重问题，董事会或股东会等公司内部运行机制失灵，公司已经丧失人合性基础时，法律规定允许当事人运用司法解散的方式来解决公司困境，以避免损害股东利益。本案中，对德国艾某公司提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足平等保护理念，结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这类公司的特殊组织形式，对司法解散公司的要件进行了综合分析，合理判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实际运行状态，充分论证了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破解公司僵局的必要性和限度。同时，为引导相关主体完善公司治理、规范经营行为，依法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还结合外商投资法5年过渡期的规定，指引合作双方可以重新选择合作形式，鼓励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实现合作共赢。既有利于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又体现鼓励中外投资主体修复合作关系的价值取向。

　　案例四

　　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中采取行为保全 避免对公司利益造成进一步损害

　　——日本东京A株式会社与松某申请行为保全案

　　【基本案情】

　　中山市泰某公司（以下简称泰某公司）是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日本东京A株式会社（以下简称A株式会社）系其唯一股东。松某任泰某公司董事、总经理，并担任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泰某公司章程》载明，泰某公司股东有权任命和更换董事、修改公司章程，董事会由3人组成，设董事长1名、董事2名，由股东委派产生，公司设总经理一名，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2022年4月19日，A株式会社根据其董事会决议作出股东决定，免去松某的泰某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修改《泰某公司章程》中总经理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条款，改为董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董事长三某担任。A株式会社随后签署了对松某的董事免职书。同日，泰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免去松某总经理职务。上述泰某公司股东决定、董事会决议作出后，A株式会社派人前往泰某公司就任总经理，并与松某交接工作、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手续。松某拒不移交公司证照，亦不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致使泰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无法完成。同时，松某擅自处置转移泰某公司财产，并以泰某公司的名义实施了一系列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对泰某公司和A株式会社的利益造成威胁。A株式会社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某返还泰某公司证照。期间，A株式会社申请行为保全，要求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使用、重新刻制、隐匿泰某公司公章及其他公司印章，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代表泰某公司签署任何文件，责令松某在指定期限内将泰某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公司证照移交给指定的第三方单位代为保管。

　　【裁判结果】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认为，根据泰某公司股东A株式会社的决定，松某已不再担任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总经理职务亦根据泰某公司董事会决议予以免除，其无权在未经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对外代表泰某公司签署文件及从事活动，亦无权代表泰某公司保管公司印章、营业执照、财务账册等资料。松某拒不执行A株式会社决定及泰某公司董事会决议，拒不办理有关交接手续，并擅自以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实施一系列损害泰某公司利益的行为，使泰某公司脱离了其唯一股东A株式会社的控制，严重影响了泰某公司的正常经营，如不及时采取行为保全将会使A株式会社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该院遂裁定：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使用、重新刻制、隐匿泰某公司公章及其他公司印章，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代表泰某公司签署任何文件，责令松某三日内将泰某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公司资料移交给指定的第三方单位代为保管。该裁定作出后，松某申请复议，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松某的复议请求，维持原裁定。

　　【典型意义】

　　本案是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中，人民法院依法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典型案例。外商独资企业泰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拒绝执行股东决定和董事会决议，并利用登记注册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及掌管公司证照的便利，实施损害泰某公司利益的行为。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及时裁定行为保全措施，责令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作出一定行为同时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避免了损害进一步扩大，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有效保障了股东对公司合法权利的行使，维护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经营，体现了人民法院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作用。

　　案例五

　　释法增信促推中外当事人继续合作 实质性化解合资经营企业纠纷避免“程序空转”

　　——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与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日本横某株式会社等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5年，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与优某橡胶有限公司签订《中外合资经营公司合资合同》，约定双方在山东省设立山东某橡胶公司,中方占股22.98%，日方占股77.02%。合资合同中约定合资公司负责生产并向优某橡胶有限公司的全资股东即日本横某株式会社销售产品，产品价格由合资公司自主决定；如因产品价格产生争议，中外股东和合资公司三方应协商解决，无法解决时按照该合资合同的仲裁条款处理。在合资经营过程中，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认为优某橡胶有限公司利用其控股股东身份，低价向其母公司日本横某株式会社销售产品，损害了合资公司利益，遂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日本横某株式会社、优某橡胶有限公司赔偿合资公司损失。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案涉合资合同订有仲裁条款，案涉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

　　【裁判结果】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及合资合同的仲裁条款，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的起诉。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方面，因存在有效仲裁条款，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不得对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另一方面，因日本横某株式会社并非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等关联方，案涉产品销售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起诉日本横某株式会社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二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申请再审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原裁定法律适用错误为由裁定提审该案。再审中，经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四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约定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撤回本案起诉，各方继续合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准许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撤销本案一、二审裁定。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从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合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中外双方股东均具有继续合作意愿、各方当事人虽经历一、二审程序但并未实质性解决矛盾等因素，在开庭审理后多次与各方当事人电话沟通，并赴当地召集当事人言调促和，向中外当事人释明我国法律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东权益保护、股东代表诉讼机制、仲裁协议等相关领域的规定，释法增信、答疑解惑，有效解开当事人心结。最终促使合资公司和中外双方股东以及外方股东的母公司四方当事人圆满达成和解协议。本案成功和解，以最小成本使得纠纷得以实质性化解，合资企业恢复正常经营，是司法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